走出强迫症的阴霾：一位基层公务员的真实经历

我来自安徽六安，是一名基层公务员。我的强迫症始于初中时期，大约在1998年左右。那时我从上海转学到老家镇上的一所初中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让我开始出现一些心理波动。

早期症状与学业影响

刚转学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自己有些异于常人。上课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，面对书本时经常发呆，尤其是阅读课本时，总是反复阅读同一篇文章，却始终觉得没有真正理解内容。这种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强迫症的表现，只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。

由于这种反复阅读的习惯，我的学习效率非常低下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坚持学习，一直读到初三。最终，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，只能进入镇上的一所普通中学继续学业。强迫症的症状并没有随着升学而缓解，反而伴随我度过了整个高中阶段，甚至影响了我的高考。

第一次高考失利后，我选择复读一年。那一年，我去了县城复读，但症状却明显加重。高考的压力让我精神状态极差，身体也日渐消瘦。学习效率低、睡眠质量差、思维混乱、容易钻牛角尖，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痛苦。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，我变得敏感多疑，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患上了精神疾病。

最终，我勉强考上了三本院校。虽然成绩并不理想，但我决定不再复读，而是前往省城就读。大学期间，强迫症的症状依旧存在，但由于学习压力相对较小，我并没有像高中时期那样焦虑。然而，这种心理障碍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，几乎不参与任何校园活动，整日泡在图书馆或自习室。

大学期间，我学的专业并不热门，也谈不上热爱，整个人对未来感到迷茫。我始终在与强迫症抗争，直到临近毕业，我才开始思考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。最终，我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，经过两次尝试成功考取，被分配到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办事员。

刚开始工作的几年，我确实感到机关事务繁杂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。稳定的工作环境反而让我内心感到一丝安宁。我意识到自己更适合这种没有高压的体制内生活，但内心深处仍然渴望有所作为。我深知，如果不解决强迫症问题，就难以真正实现自我突破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一则关于强迫症患者自杀的新闻，内心受到极大震撼。我意识到自己的症状与新闻中描述的非常相似，于是前往市内三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就诊，最终被确诊为强迫症。

得知诊断结果后，我感到无比失落，甚至开始思考如果无法康复，是否会选择极端方式结束痛苦。但强烈的求生欲让我意识到，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，只是需要时间和耐心。医生建议我先进行药物治疗，并配合心理辅导。

我坚持服药整整两年，期间也定期接受心理治疗。药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情绪，但强迫症的核心症状依旧存在。同时，我开始感到反应迟钝、性欲减退等副作用。虽然症状未完全消失，但我仍能勉强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在医院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仅靠短期咨询难以彻底解决问题。我尝试过多种心理咨询方式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很多时候，咨询师的建议让我感到像是“隔靴搔痒”，无法真正触及我的内心。

直到我遇到一位经验丰富、擅长处理复杂强迫症案例的咨询师，情况才开始好转。他指出，我之前频繁更换咨询师的行为不利于建立信任关系，导致咨询效果不佳。他建议我进行长期、系统的心理咨询，并分享了许多成功康复的案例。

通过与这位咨询师的深入沟通，我逐渐建立起对他的信任，并开始积极配合治疗。他强调，强迫症患者在选择心理咨询师时，匹配度至关重要。咨询师的专业背景、经验、以及治疗方案的科学性都直接影响康复效果。

他还建议我认真完成咨询师布置的家庭作业，积极调整心态，设定中长期目标。他告诉我，强迫症的康复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要学会接纳症状，带着症状去生活，顺其自然地进行生活建设。这种理念让我受益匪浅，也最终帮助我走出了强迫症的阴影。

如今，我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，虽然偶尔仍会有强迫思维的迹象，但已不再影响我的工作与生活。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，心理疾病并不可怕，关键在于正视问题、科学治疗、坚持不懈。

注明：案例征得咨询者的书面同意，愿意公开发表，为了保护案例隐私做了专业伦理技术处理。